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沦陷后，国民党元老李建国的妻子劝他：“你必须想办法离开，不能学汪精卫，落得晚节不保，被人唾骂。”
一家人在梅州乡下团聚那天，李建国刚跨进院门，就看见王秀兰抱着老三李阳蹲在门槛上，孩子睡得正沉，小胳膊小腿细得像根柴禾，脸上那块淤青特别扎眼——后来才知道，是路上躲日本兵搜查时，王秀兰为了护他，自己摔在石头上，孩子跟着滚到沟里蹭的。他伸手去接，手止不住地抖，几个月没见，老三轻得像片羽毛。
“老大李明背着妹妹李娟，在山里转了两天，脚底板磨出的血泡都破了，硬是没让妹妹沾半点泥；老二李华把我塞他怀里的银镯子咬得死死的，说那是给你抓药的钱，路上有汉奸想抢，他死死拽着不松手，牙都硌出了血……”王秀兰说着，眼泪掉在老三脸上，孩子动了动，小嘴嘟囔着“爸爸”。李建国这辈子在广州开工厂，见过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，也熬过资金链断裂的难关，可这会儿看着孩子们身上的伤，听着王秀兰哽咽的话，心口像被人攥住了，喘不上气。
在老乡腾出来的老屋里落脚，日子比想象中难十倍。以前在广州住的是带院子的小楼，现在这土坯房四处漏风，下雨时锅里得接雨，夜里能听见老鼠在梁上跑。王秀兰没喊过一句苦，天不亮就挎着篮子去后山挖苦苣、马齿苋，回来给孩子们补衣裳——老大的裤子膝盖磨破了，她就剪块旧布打补丁，针脚密得像小网；晚上点着煤油灯，帮李建国整理以前工厂的账本，那些记着老客户、老伙计的名字，是他心里唯一的盼头。
有天下午，以前厂里的伙计老张来了，提了袋糙米和一小块腊肉，放下东西就往李建国手里塞个信封：“老板，‘那边’（指当时的日伪机构）托我来问，说您要是肯回去接着管厂子，以前的股份一分不少，还能给您配辆车。”李建国捏着那袋米，手指关节都白了。王秀兰端着刚熬好的野菜粥过来，往他碗里放了块咸菜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熬得慌，可孩子们刚安稳，再说这梅县的山山水水，你闭着眼都能摸透，真要去了那边，孩子们以后怎么抬头做人？”
李建国没去。他把老张送来的东西大半分给了村里更困难的几户，自己带着两个以前厂里的老伙计，在山坳里搭了个棚子，帮老乡修农具、补锅。没工具，就用以前厂里剩下的旧零件凑；缺材料，就把家里最后一口铜锅融了打钉子。有回日本兵来“清乡”，村里的人都往山里躲，李建国让王秀兰带着孩子先走，自己和老伙计守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王秀兰拉着他胳膊不肯放：“你都快五十的人了，哪经得起折腾？”他掰开她的手，往她兜里塞了个煮鸡蛋：“我是男人，守着家才安心。你记着，要是我回不来，告诉孩子们，爹没做亏心事。”
那天他在老槐树下蹲到半夜，日本兵没搜到什么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回来时裤腿被树枝划破了，胳膊上划了道口子，血顺着胳膊流到手上。王秀兰一边给他包扎一边掉眼泪，他却笑：“你看，我说没事吧？当年在广州开工厂，欠着一屁股债的时候，比这难多了。”
后来抗战胜利，李建国带着家人回了广州。有人问他，当初要是肯去“那边”，是不是就能少受那些罪？他总是摆摆手：“不受那些罪，哪知道一碗野菜粥有多香？哪能看清有些人穿着绸子衣裳却干着断子绝孙的事，有些人穿着补丁衣裳却把最后一口粮分给邻居？”王秀兰在一旁接话：“他啊，这辈子就认一个理——做人得有骨头，不能让人戳着脊梁骨骂。”
现在李建国住在广州老城区的巷子里，院子里种着从梅县带回来的桂花树。每年开花的时候，他就摘下来分给街坊，小孙子问他当年在梅县的事，他总说：“最难的时候，你奶奶那句话我记一辈子——不能学汪精卫，落得晚节不保。人这一辈子，钱啊房子啊都是过眼云烟，唯独这良心，得攥紧了，不能丢。”有时候看着院子里跑闹的孩子，他会突然发呆，想起当年老三脸上的淤青，想起王秀兰熬野菜粥时眼里的光，心里说不清是酸还是暖，只觉得这辈子，能守着这一家人，值了。
